9月9日，检察院所在地对老容止进行了审判。
但从老容止在侦查机关的多次供述和在法庭上的供述来看，她在为自己的胁迫辩解的逻辑上充满矛盾。检察官在法庭上指出了这些问题：
一方面，老容止说法子英对她不人道，折磨；另一方面，他说子英带她上下班，家里的洗衣做饭都是发子英做的，她不会做饭。
一方面，据说子英暴力攻击亲近她的人；另一方面，据说子英强迫自己坐在舞台上。
一方面说自己在作案过程中不懂得杀人，甚至打电话给法紫英保护自己，作案后让自己先走；另一方面，他说自己和家人受到了法紫英的死亡威胁；
一方面，她声称自己是受害者，希望尽快被逮捕；另一方面，在与她共同生活、共同犯罪的三年过程中，她没有采取任何预防犯罪的措施。被捕后，她没有及时自首澄清事实，而是隐姓埋名地逃亡。
“我撒了很多谎。我想诚实，做一个好人。我想救赎自己。我懒得做这些事，看不起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挣钱的人。”庭审中，老容止多次提到自己有很多工作机会和赚钱的能力，表示不在乎用抢劫得来的钱。事实上，每次抢钱，合肥事件后她都去重庆找法子英。根据老容止的供述，重庆被他们视为“大本营”，他们不会在重庆犯罪。
客观上，多名证人的证言及被害人刘的陈述，证明了老与法紫英是情侣关系。刘表示，两人分工明确，默契配合，互相商量犯罪，并不觉得老是被胁迫的。
日常生活中，老容止去娱乐场所工作，行动自由。每次他们抢劫财物，老容止都会先拿走。事实上，法紫英很难对其形成个人控制。尤其是老容止积极提供信息，与受害者接触，获得受害者的信任，这是其他人胁迫永远无法实现的。
“你有机会逃脱吗？”在法庭上，民事诉讼中的公诉人和原告律师都这样问过老容止，她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
老容止在时间的三年里，与法鲁克英犯罪时有无数次逃跑的机会，但她继续与法鲁克英合作，一次又一次地犯罪。
因此，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认为，老容止作为心智正常、行动自由、经济独立的成年人，无论从事实证据还是常识来看，都不能自圆其说。老容止不构成胁迫共犯，而是共犯，具有法紫英那样的主犯身份。
逃亡了23年。
老智的双重人生。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被描述为四个“极端”: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对社会危害极其严重、主观上极其恶毒。检察官指出，每一个犯罪现场都骇人听闻，极其残忍的作案手段完全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7名被害人的死亡不仅摧毁了几个家庭，也给被害人亲属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被害人熊的母亲因无法承受儿子一家三口惨死的打击，于案发当年去世；受害者张的姐姐独自抚养和照顾瘫痪在床十多年的父母。受害人的妻子陆某是一名农村妇女，没有收入来源，失去了家庭唯一的“支柱”，独自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
2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老容止等人的犯罪行为，笼罩在许多受害者家属头上的巨大阴影仍然无法消除。
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老容止，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市石化系统的一个普通家庭。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深受父母兄弟姐妹的喜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当地一所小学教书。如果她脚踏实地地工作，她可能会有一个稳定和幸福的生活。
“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都认为我是一个知识女性。”“我很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都是积极向上的。”“我这辈子没和谁吵过架，对谁都好。”这是老容止对自己的描述。但人生观价值观的严重扭曲，法律和人性底线的丧失，使她走上了犯罪不归路，给自己带来了毁灭的人生。这起案件无疑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一大悲剧，也是老容止一生和家庭的一大悲剧。
被通缉后，老容止一直隐瞒自己的名字，逃避调查，用很多假身份逃离很多地方，最后在福建厦门定居。在厦门，老容止成了“雪莉”，成了酒吧海报上的女孩。她似乎在宴饮中过着“正常”的生活。
老表示愿意对被害人陆某家属提出的130多万元的民事赔偿进行积极赔偿，但他只有3万多元的存款。检察机关认为，老容止虽然表示自愿认罪认罚，但实际上未能充分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拒不承认自己有杀人意图，不能依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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