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作者：余(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格局正处于加速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全球经历了新一轮经济格局转型、政治版图重塑和国际秩序重构。当前，大国战略竞争激烈程度上升，国际形势混乱交织，贸易战频发，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全球治理体系，世界部分地区动荡混乱。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无疑是影响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变化的最显著变量，而代表美国核心利益的金融体系是美国影响世界的最大“软实力”。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体系的控制者和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在世界经济政治谈判和协调中有足够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甚至为所欲为，就是因为它拥有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强大的货币金融权力，即货币权力。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兴衰，是引领世界格局变化的重要力量。那么，货币权是如何产生的呢？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货币权利发生了哪些新变化？这对未来的世界格局会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时代脉络，而且对观察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货币权利的出现及其国际形式

在今天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时代，金钱不是一种现象。货币是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的价值或交换价值由货币表现出来的现象。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生产者专门生产某种产品，每个人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所有生产者都是独立地、分散地从事生产的，所以生产者的劳动是私人劳动。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使生产者的劳动既有社会劳动又有私人劳动，这就必然产生矛盾。矛盾的最终解决是劳动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者把商品作为交换手段，通过商品交换实现劳动的社会性。这样，商品经济就产生了。当劳动产品被用作交换手段时，劳动产品被用作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用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数量的比例来表示的。两种价值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够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是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劳动即价值的一般的、无差别的凝聚物。但是，商品作为一种价值，不能通过它的物理外观来表现，这就涉及到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随着商品的不断交换，商品本身的价值或交换价值最终由货币表现出来，货币成为充当普遍等价物的固定商品，可以与其他任何商品直接交换。因此，当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存在，价值成为社会财富的总代表时，任何产品的生产都转化为价值的生产。尤其是当价值用金钱来表现的时候，金钱似乎有了特权，可以主宰一切。“每个个人都行使支配他人活动或社会财富的权力，因为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

总之，钱是一个社会范畴。货币产生后，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赋予货币或货币持有者一种权力：掌握社会财富。货币权力表面上看是支配货币或主张财富的权力，但归根结底，这种权力来自于以货币为代表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换句话说，货币权仍然是由作为实体的价值形成的，货币权是商品生产关系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形式的演变，货币权利

在简单的商品经济中，货币基本以贵金属的形式出现，贵金属的稀缺性决定了经济中的流动性有限，从而影响商品交换的广度和深度。此时货币权力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很难与政治权力相提并论。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建立起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特殊经济社会制度——三三三五四——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西方也出现了现代银行和新的融资体系，诞生了以债券作为抵押品的新的货币发行机制。这时，货币就成了国家信用的产物。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利用金融的衍生效应创造大量的流动性，是人类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创新活动，极大地促进了货币的聚集和货币形态的演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金融制度建立后，货币转化为资本，货币权力也转化为资本权力。整个社会从追求政治权力逐渐转变为追求金钱或资本带来的地位和权力。这种货币权力或资本权力的形式，来源于资本家对劳动者通过自己拥有的生产资料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自由占有。由于资本主义具有不断对外扩张的特点，逐渐出现了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货币权力最终发展到——的国际水平——货币霸权，这是货币权力的最高形式。

在货币霸权形式的货币权力体系中，少数强国的货币成为世界货币。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建立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体系来控制全球资本流动，影响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进而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历史上，英国建立了英镑主导的金本位制，不仅获得了大量铸币税，还独立发行了远高于黄金储备的英镑纸币，支撑了英国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金融资本的地位和作用空前提高。少数金融寡头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在全球扩张中形成国际金融寡头，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金融资本是存在于所有经济关系和所有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力量。它甚至可以支配并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所以，当前金融全球化下的货币权，代表的是少数金融资本集团占有他国财富和资源的权力。

目前控制全球货币权力的主要是美国金融资本，这始于二战结束后美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初，美国将国际货币体系引入纸币时代，黄金与美元脱钩。

美国拥有了一系列特权和优势：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权、国际金融机构和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控制权；强大的金融制裁权；美元在全球商品和资本交易中的核心地位；全球最活跃的金融市场；等等。凭借着对全球币权的垄断，美国可以直接印刷纸币换取他国辛苦生产的物质财富；压低从他国进口的商品、劳务的价格；通过美元的升值和贬值，引发和制造金融危机，洗劫他国财富，控制他国产业；以金融制裁的手段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正是强大的币权使美国能够获取大量国际信用，进而维系庞大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又为美元的霸权地位提供安全保障。

然而，由于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美元大量超发，资本的积累和增值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化趋势，各类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产业资本则逐渐式微。因此，在国际形态的货币权力体系中，西方产业资本家也成了金融寡头的盘剥对象。在经济金融化最严重的美国，投机盛行，华尔街如同赌场，脆弱的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取代了健康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美联储正驾驭着一台不折不扣的泡沫机器，以前所未有的超低利率债务，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悄无声息地扩张着币权，金融寡头的统治根基不仅没有受到削弱，“相反，金融力量的优势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扩张币权的主要措施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危机迅速波及整个金融体系，大量金融机构破产，金融资产大幅度缩水。美国的金融危机很快蔓延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并扩散到欧洲和全球。面对空前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政治—金融联盟”驱使下，美国政府和美联储首先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以拯救金融寡头，通过量化宽松拯救金融寡头和金融市场，巩固美国强大币权的根基。

由于长期的经济金融化进程，金融部门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异常重要，堪比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和发动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旦遇到金融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西方央行的首选，央行通过降息和购债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货币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纾解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一个直观后果是其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膨胀。金融危机爆发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到1万亿美元，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结束时的2014年10月已达到4万多亿美元，足见危机的严重程度。在非常规货币政策作用下，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后，如果能够将流动性输入实体经济，进而促进投资和生产率提高，那么这种情形下的量化宽松是有可能推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改善和就业增加的，反之，量化宽松带来的不是经济的真实繁荣，而是更大的金融泡沫。美联储实施数轮量化宽松后，美国经济的表现正是后一种情况。与经济表现不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获得了大量廉价资金，金融寡头们领到了比危机前还要多的巨额奖金，“华尔街富有的银行家蓬勃发展，而大街上的普通工人却在艰难地挣扎。”正是在美联储的放纵之下，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使用轻松获得的廉价资金继续增加对衍生证券产品和其他复杂证券的投机，回购其股票，操纵股市。可见，美联储的所谓救市，其实救的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宽松货币主要用来暂时冲销华尔街的坏账，实体经济的生存环境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奥巴马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实施了八年的再工业化战略，效果一直不够理想；特朗普上台后奉行美国利益优先原则，采取种种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措施，损害他国利益，声称让“美国再次伟大”，等于将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由经济层面升级到政治层面。在收入分配方面，美国在所谓复苏的前3年里，95％的收益都流向了前1％的富人。富豪的收入经历金融危机的打击后，到2012年就回升到危机前的水平。即使在顶层1％的富豪群体里，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在就业方面，美国失业率从2009年开始下降，但主要原因不是经济复苏创造出大量新的高薪岗位，而是大量劳动人口离开劳动力市场和原有低薪岗位的增加。

事实证明，资本都是逐利的，当货币长期处于宽松状态，利率处于极低水平时，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这种差距越大，资本就越不可能流入实体经济，只会在金融业中循环，追逐资产升值。一些实体企业即使获得廉价资本，也并不是将资本用于扩大投资的活动，而是投向赚快钱的金融活动（如股票回购）。因此，美国的股票市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再次恢复到危机前的严重高估水平，资本市场已经不能反映实体经济的真实状况。从美国国内看，美联储实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宽松货币主要流入金融体系，制造了天量的金融泡沫，金融泡沫对应的是资产价格的提高，这等同于给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富翁和金融机构送钱，而普通劳动者和实体经济在资产价格走高的狂欢中却得不到任何好处。从国际上看，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大幅贬值，这直接有利于提高美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华尔街炒家们会在美元利率低廉之机借入美元，转而投资国债利率高的新兴市场国家，无风险套取新兴市场国家巨额财富，海量的美元会导致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这些以美元计价的粮食和能源会间接提高全球市场对美元的使用量，而对于持有美债的国家，由于大量新发美债的出现，削弱了旧美债的实际价值，这些手段不仅增强了美联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让他国分担了美联储的印钞成本。

其次，美国实施长臂管辖以扩大金融监管范围。为了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尤其是货币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建立一支庞大的司法队伍，保持强大的全球司法行动能力，进而将国内法律凌驾于全球所有国家法律之上，实施长臂管辖，削弱竞争对手的经济和金融实力。长臂管辖起源于美国建国后跨州的司法管辖问题，它最初只是赋予美国州法院对其他州公民或企业的管辖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开始将长臂管辖延伸到非美国的公民和企业，同时不断制定相关法律，逐渐将域外管辖合法化。1977年，美国制定了《反海外腐败法》并成功地在全球范围推行。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将自己的惩罚性立法延伸到了全世界。考虑到美国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和领先全球的信息技术水平，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企业只要与美国发生关联，如使用美元、使用在美国有服务器的邮箱、与被美国制裁的国家进行商业往来等，美国就有能力打击甚至摧毁该企业。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通过的《爱国者法案》明确规定美国的执法机构和财政部门可以以涉嫌恐怖主义为由，搜索世界各地任何人的通信和财务等信息，追踪和管控全球每一笔资金流动。由此，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司法经济“战士”。国际金融危机后，容纳西方资本积累和扩张的空间愈加狭窄，资本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这使得美国更加迫切和频繁地实施长臂管辖，扩大金融监管范围，打击他国企业。

第一，打着预防危机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的旗号，建立一系列强加于他国的新法律。美国推动设立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规定外国银行、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必须将美国公民账户信息交给美国税务机构，否则美国将会对其在美收入课以高额的惩罚性税收；《外国账户税务遵守法案》要求包括“避税天堂”瑞士在内的全球各国银行向美国国税局提供其客户的敏感信息；《云法案》则规定任何拥有、监管或控制各种通信和记录的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否在美国注册，也无论这些数据信息是否存储在美国，只要这些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与美国发生足够的联系，就足以触发美国法律的管辖权。不仅如此，美国还强行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组建了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监管体系，要求外国的金融机构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美国账户持有人的详细信息。这些法案和国际监管体系的制定与推行，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干预全球资本和人才流动的能力，侵占了他国企业的商业秘密，严重损害了他国的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

第二，凭借强大的域外执法能力，屡次对他国企业进行调查和罚款。欧洲是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最大竞争对手，欧美近些年围绕币权展开了一系列激烈斗争，大批欧洲金融机构遭到美国围猎。例如，2013年，美国成功地将代表国际货币市场拆借利率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的掌控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英国渣打银行因违反美国对伊朗和利比亚的禁运令，被处以3亿多美元的罚款；荷兰国际集团、瑞信银行、荷兰银行、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瑞士韦格林银行等均遭到美国巨额罚款，一些金融机构在缴纳巨额罚款后宣布永久歇业，一些机构不仅需要缴纳巨额罚款，甚至要允许美国派遣监察员在数年间全权监督企业业务。据统计，2009—2017年间，欧洲银行总共向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支付了1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钱款都流入了美国监管机构的口袋。不仅是金融机构，欧洲的一些大型实体企业也遭到美国打压。曾被誉为法国工业明珠的阿尔斯通公司受到美国行贿指控和调查，在支付巨额罚款后，最终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法国能源巨头德希尼布公司被美国美信达公司收购；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集团受美国起诉一度陷入困境。除欧洲外，中国的不少企业也遭到美国的打压，特朗普政府甚至要推动中美两国经济和金融脱钩。美国之所以能够不断出重拳打击他国企业，不仅因为其通过世界货币美元和先进的网络技术影响全球经济，进而强大的情报部门和金融部门等密切配合，能够掌握大量信息，而且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凡是被美国围猎的企业，为了避免沦落到失去美国市场或被美国隔离于世界市场之外的悲惨境地，多数只能与美国相关机构和解，以缴纳高额罚款结束指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美国扩张币权最强硬措施无疑是实施新军事战略以维护金融资本全球扩张安全。军事力量是美国维护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又一重要保障。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战争与资本的联系一直十分紧密。战争一贯是资本实现增值的重要途径，一场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战斗双方的融资能力。冷战结束后，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消失，但美国却不断加快对外军事扩张的步伐，主要目的是支配全球重要地区的秩序，维护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安全。“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冷战后的年均军事预算，比冷战期间还要高出12个百分点。”

金融全球化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金融资本逐利、寄生和扩张的本性决定了其无法离开广阔的全球市场，由此也决定了当今美国不可能实行所谓的新孤立主义。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在继续保持世界最大军费开支国的同时，实施了新的军事战略。

第一，加快非传统军事领域的军事化进程，谋求新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近些年相继发布了《云战略》《人工智能战略》《数字现代化战略》等多个重要报告，明确把云计算、人工智能、指挥控制和网络安全作为现代战场的支柱，要求推动美国军队作战模式转变，加快拥抱人工智能技术，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军事力量。美国还提出“空天联合作战区域”概念，将太空作战融入联合作战体系中；组建太空司令部，太空军成为美国第六大军种；组建“多域作战部队”并部署到欧洲；授权国防部在网络空间开展秘密军事行动；推出《北极战略》，提升与盟友在北极进行情报搜集、通信和巡防的能力；提出“网络战”概念，强调未来网络行动范围不再局限于本国，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对全球任意目标实施网络打击。因此，美国在从高科技、人工智能，到网络、北极、外太空等非传统军事

2008年地产故事，是多么痛的领悟，却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我的朋友圈全是房地产行业的同事。每次房地产世界不好，房子卖不出去，大家就各种议论，觉得悲观。

但其实这几年这个行业增长很快，年轻人就业有优势。这些年开始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没见过房地产真正不好的一天。很多朋友都明白，行情不好就是2014年的行情不好(当然那一年确实不好，但是好像也没那么难。那一年感觉是房地产人放松心态，锻炼身体的好年景)。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没有工作。我真的没感觉到。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是在万科总部。想想真正的低迷，我们还是遇到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一个

在我的记忆中，2007年是我工作以来经济最好的一年。

最好不要只说经济指标好，还要说大家心态好，整个社会的情绪和氛围好。

事实上，在2007年初，房价就开始上涨，而且价格上涨的速度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到年底，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了30%左右，二线城市的房价也在上涨，涨幅略低。无论一线还是二线，所有的售楼处都挤满了人。但是看房价的绝对值，一线城市的房子绝对值是相当便宜的。深圳灌口新盘一万出头，北京邻近四环的房子也差不多这个单价。有人抱怨房子贵，但我想没有一个抱怨的人或者没有预料到未来房子会这么贵。香港房价高的窘境，现在国内大部分大城市都遇到了。

2006年底以来，股市快速上涨，大家对资本市场充满信心。当时最大的优势就是全流通。法人股和流通股没有区别。它统一了大小股东的利益，大股东启动关注股价是一大利好。

06年底开始炒股，开始每天看着同事赚钱。于是在某部门KTV聚会唱歌的时候，一边喝多了，一边和我的领导钱佳成了朋友，他跟我说宝钢可以买。第二天醒来，开了个账户，一个多月好像赚了20%。我非常高兴。后来股票天天涨，同事开始省吃俭用炒a股。各种货币单位成了XX的几手。有一次，钱家大干一场，熬了一夜，宣布要拿出一把万科(30多元一股)请我们吃饭。当时他还没来得及兑现，几年后就兑现了。那顿饭花了万科好几手(8元多一份)。

市场对房地产的态度非常积极，再融资相对宽松。万科2006年增发100亿，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确实为其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很大的基础。后来是保利的80亿，最后是中建的400亿。当时郊区市场碧桂园第一次上市，讲述了其5000万平米土地储备的故事，老板一下子成了中国首富。由于之前竞争市场的分布，我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为了研究他们，我们开车跑遍了广佛周边的碧桂园，感觉是开发商把城市周边的市场做扎实了。当时对碧桂园最大的印象不是高周转，也不是高土地储备，而是在郊区做项目做生活配套，可以扎扎实实的控制成本。居民入住率高，业主满意度高，值得开发和学习。

当时新同事问我们，为什么万科市盈率30多倍我们还觉得能涨。我们回复说，公司业绩每年至少增长30%，市盈率很快就低了。大家都很乐观，最重要的是，看不到任何市场下跌的迹象。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是“厉害了，我的国”，但所有人都认为中国正走在追赶的正确道路上，它的高速增长是意料之中的。当时舒东博士做了一系列的人口研究，比如红利、

当时系里牵头做日本研究，开始听起来有点不一样。研究同事还互相分享了日本电影《重返泡沫时代》。研究日本的结论是，从宏观上看，我们并不像危机前的日本，而是更接近危机爆发前的十年。从微观上看，市场开始出现不好的泡沫行情信号。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经济的影响严重，破坏力巨大，在未来的发展中需要警惕。

后来，这个结论在公司会议上告诉了老板王石，受到了老板的批评，认为他太悲观了。许多年后，这位老板写了一本关于这个花絮的书，并一直向当时的系主任刘荣贤道歉。

还有一次，我们采访了国泰君安地产金牌分析师张宇。张宇告诉我们，他觉得房地产行业的再融资和增发是不可持续的。他的意思可能是，资本市场基金永远赶不上房企和比例股权融资的滚雪球式增长。但在当时的市场上，很少有这样的声音。

2

这种转变始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在某个时间，就像突然打开水龙头开关一样，经济环境突然开始恶化。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入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每天打开新闻都是坏消息。我记得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它过去的价格是每股50美元，很快它就和中投公司谈了分一杯羹。股价大概是8美元，然后很快就是2美元，直到破产，更不用说当时投行巨擘雷曼兄弟的倒闭了。

有投资者质疑，美国五大开发商市值不如万科。是否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于总是让我们研究它。我们研究后发现，一方面美国前五大开发商的利润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另一方面主要是资本市场上国民预期的差异。不仅是房地产行业，当时几乎所有的行业，市盈率最高的都在a股和h股。从市值来看，全球大公司都在中国，工行已经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2007年底，在安排的帮助下(现在我觉得，多亏了他们和大通银行的合并，才没有其他投行那么惨)，我们去美国参加了一个美国开发者年会。我们听到很多美国开发商讲述他们的悲剧表现和危机应对策略，会后与他们进行了深刻的交流。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地产商，他的销量大概是当时美国第八。听说我们是专门从中国过来的，那位高管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还把名片递给了我们。我们发现这位主管姓什么，是大老板的儿子。小老板很勤快，一直以便宜为由劝我们买。的确，当时前十的开发者，PB等于1的很少，大部分都是0.3。

左右，还有0.1的。

美国人热情的不得了，都觉得中国人是白衣骑士，是拯救资本主义于水火的天使。

还记得中途在纽约机场转机，我帮大家买了一堆矿泉水，连便利店员都嘟嘟囔囔的跟我开玩笑，还是中国人有钱，快在我们美国多买点东西吧，救救我们的经济。

去洛杉矶拜访最大开发商的西南大区总部，见到了他们的区域总裁，他一见我们，就和我们抱怨他现在这个空荡的大楼，这楼里原来有200多人，现在一半以上都被裁了，他们准备把剩下的对外出租节省费用。还去看了美国知名的豪宅发展商的各种项目，TB是发展商里那轮危机表现最好的，但是售楼处里也到处都是今日特价和打折。TB说特别想和我们合作，谈来谈去我们明白他们不是特别有钱，中国对他们也没有特别大战略意义，只是他们觉得美国不好做了。

从香港去美国的飞机上读了一本书叫，

一个瑞士的分析员写的，港版翻译成《景气为什么会循环》，这书里讲的地产周期特有意思，强调说房地产是周期之母。我在飞机上读完了地产周期的几章，还把这几章回国后复印给部门同事。

等到一年半后这本书在国内出了简体中文版，翻译的名字改叫《逃不开的经济周期》。腰封上还大大的写着广告说，普通人如果能早读此书就能躲开金融危机的杀伤。

我觉得这个书名翻译的还挺准确，腰封纯粹是胡说。

3

2008

年就是我工作后经济形势最糟糕的一年，

危机很快传导到国内了，最直观的感受是A股天天跌，甚至有同事股票跌了90%（这位同事是我），09年初我的领导孙嘉拿张报纸告诉我，“牛，你的重仓股入选了南方周末08年股票下跌榜，排名第二。”我当时心里五味杂陈，专业投资人员沦为部门笑柄，好可悲！

外需不振，外贸很快下行，迅速传递到实体经济的方方面面。

我那时每月都往返深圳北京，机票折扣特低，单程一般就600块左右，航班上都是空空的，大飞机能轻易找个后排连座睡觉。09年初有同学从天津来深圳工作，买的房子就是企业主关闭企业后贱卖的，打了狠折。

房价确实跌了，07年的涨幅基本都跌回去了。

开发商应对库存压力，开始纷纷降价，政府有些手足无措，心里没底，手上没招。准业主有不理智的，打砸抢的，在杭州，买房买贵的客户就砸了万科的售楼处。更多准业主还算理智，我们在梅林总部就总能看见楼下东莞业主赶来拉条幅和平示威。

开发商内部常谈的是减员增效，成本对标，产品重新定位。

08年也是公司第一次给土地提减值，也对投资头脑发热做了内部检讨。年会上郁总讲话是十句大白话。第一句就是：“买错地是最大的风险。”现在还记得。

应届毕业生招聘也压缩了。

那年招聘的新动力只有不到30个人，从万科开始大规模招毕业生就没有这么少过，估计现在统计还在万科在职的新动力，这年进来可能已经成断层没有了。各地在裁员，能用的后台人员都去前线卖房子。

投资人员最危险。

短期内用不上的投资人员群体只好拉来做研究，做城市地图，做竞争对手的对标学习。全国只要有个热销项目就赶紧去看看有啥先进经验。我记得跑去温州看过5万块销售的绿城鹿城广场，还记得世道不好时大卖特卖的北京三里屯SOHO。

最不好时，还收到一些债券的推销邮件，

当时有个债券推销邮件颇令人心动，绿城十个月就到期的企业债券收益率66%，被吸引的准备买时，请教了部门里最懂资本市场的张伟明同学。他说买债都是在赌绿城不死，但如果绿城不死，最后涨的更多的应该是股票而不是债券。恍然大悟，全部门都在小明同学带动下，开户买了一票看似坚持不住的港股低价地产股（比如雅居乐、合生创展等），最后一年都赚了四五倍。

当然，熊市亏掉了90%，牛市翻了五番，仍然是本金亏一半，这个道理让我明白了，炒股票能在熊市止损和牛市盈利一样重要。

最后整个市场恢复还是靠中央政府开出四万亿的大药方，

龚方雄开始在媒体说政府酝酿万亿级的经济刺激时，大家都不信，等实施才见到这个大刺激的威力。后来12年，14年还见到几个小下跌，但波澜壮阔程度都和08年远不能比。房价就这样调控中一路忽忽悠悠的上来了，直到今天。

4

到今天，回想起那轮危机还心有余悸，怎么看待经济周期，怎么看待债务？

经济周期起起落落，叠加杠杆后被放大，层层加杠杆就像是个加速器，让好的时候更好，坏的时候更糟，最后酿成大的金融危机，10年一次。

前一阵子的新书《穿越债务周期》特热，还没翻译出版就和

上本通俗易懂的畅销书《原则》一样受欢迎，主要是问题提的很合事宜。现在中国有多糟糕？按照Ray的逻辑，如果债务大部分都是可控的本币债务，似乎还好。

08年钱嘉去MIT念书时还给我们远程发邮件，近距离观察金融危机谈感想，总结说GE这样的百年明星企业最后还是死在了短债长投上。金融危机后的GE就回归工业制造本业了，现在没了金融加持帮忙加速扩张的好处，似乎也少了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金融业务太复杂，做实业的人难把握。怎么管理债务的总量、期限，保证资产的流动性，避免短期的流动性危机。破产都是赶在没有现金流，刚好又缺乏流动性好的资产。

很多人也都在谈逆周期投资，看似有很大收益，但实际上困难重重。

企业越大似乎越难做到，逆周期是和一般看法作斗争，和人性作斗争。金融危机后，我们在总部做了一个权益负债比管理的报告，说企业穿越周期的核心是管理负债率，对杠杆应该做到逆势加一点，高点减一点。回头看这都是正确的废话，逆势可能情况是一直在还钱去杠杆，但是资产缩水，负债率还是会涨上去。到了顺势时，谁舍得降杠杆？谁能确定舞会结束的钟声何时敲响？谁能忍受踏空的煎熬？现实中往往表内减下去的杠杆表外还给加回来。

回头看最现实的管理风险办法还是考虑危机预案，危机发生能有短期救命钱就行，即使高利贷也行，贱卖资产也行，毕竟这部分处理占比总有限，危机下活下去还是第一位的。

危机直面人性。大家都知道“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但我们既是这句话里的“我”，也是这句话里的“别人”。市场总会在我们最有信心的时候崩盘，在我们普遍绝望时才翻转，猜测市场变化的成功率没有我们想象的高。虽然现在普遍观念都觉得09年大放水救经济有点牛刀杀鸡，但是当时谁都紧张，美国政府也执行了QE。再做一次选择，政府估计大概率还是救市。

但副作用也有，经过08年调控一役，政府对自己控制经济的自信度提高了，后面越来越强大闲不住的行政之手，其实都是那轮救市后的政策选择后遗症。凯恩斯主义大家都会了，但是什么时候退出凯恩斯主义，这是个更难的问题。

5

有种说法是历史总在重复，但每次都略有不同。还有种说法是我们每次总觉得这次不一样，事后看不过是历史的重复。我觉这两种说法都对，经济大潮起起伏伏，既然我们经过了08年那波剧烈变动，既然我们更有经验，希望我们能面对未来危机时，能应对的更好一些。

做不到应对的更好，起码应该做到更宽心一些，更有信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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