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语言文化中，说与说不仅是简单的语言本身，还与语言以外的许多因素有关，如话语主体、语境和话语场。日常生活世界的话语，尤其是现代新闻媒体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主流话语，更不用说政治意识形态了。为什么呢？因为“言”和“道”是永远分不开的，正如道家所言，“言”的意思是“道”，而“道可以是道，但却很道”；按照二如的儒家思想，“言”有“道”、“言载道”和“言褒”。第三，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家表明，语言的总内涵是词与语义、语用与语义的二分法。所以，所谓的陈硕、李严，绝不是光说功夫、写春秋，而是越来越多的重要人物要用心说话，用言语说话。如果把说话人、语境、话语场等因素都考虑进去，那话语就大不了了！由于说话人作为话语的主体，不仅处在一个特殊的生活世界中，所以他的言行受到其生活世界的外在制约，而且在他独特的内心世界中受到知识、情感、意义、信仰(仰慕)等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使得他的言行具有不同的话语模式和话语权力。在现代公共媒体的传播中，即使是话语主体的语音、语调、语言情境、语气等“话语技能”也会产生不可预测的话语效果，因此所谓的话语质量与话语技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日益公共化、开放化的社会，其开放性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所谓制度化)、社会互动(所谓公共话语)和知识信息化(所谓知识信息同质化、透明化)。具体来说，在现代社会，我们的话语行为和话语模式需要遵循公共话语的规则，以公共交流和相互理解为基本目的。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不再允许使用“私人语言”或“特殊话语”，而只是说公共社会的话语交流必须建立在说话者的相互理解和公共交流的基础上。正因如此，话语方法和技巧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古希腊人可能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更早开始在公共场所(如广场)进行公开演讲、对话、辩论，更早创立修辞学、逻辑学等公共话语技巧的专门研究，甚至追溯到对“言”和“道”的哲学理解，呼应了中国道教和著名(辩论)家许多遥远而有趣的“思想”和“话语”。
话虽如此，我们不难理解话语的意义及其在当今公共社会中的方式和技巧。然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尽管人们对公共话语及其相关问题有着强烈的意识和感受(比如我们对网络语言和公共传播话语有着强烈的感受)，但似乎他们对公共话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共同的理解。国家和政府的权力部门也意识到公共话语特别是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主流话语的极端重要性，但对于公共话语和主流话语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健全成熟的基本概念。的确，认识到某件事的重要性是一回事，但理解和把握其本质是另一回事。然而，意识意识意味着理解的开始。我特别想说的是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的新书《朱军荧屏悟语》。我之所以特别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开始探索现代电视传播中的主流话语；第二，这种追问不是来自新闻媒体的学术界，而是来自电视媒体的主持人，即现代电视媒体实践第一线的实际操作者。这两个原因足以让我做出这样的判断：今天中国的传媒理论研究也呈现出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困境。在这方面，《朱军荧屏悟语》的出版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
从主流媒体作为主持人的主要角色入手，探讨了主持传播主体、主持传播环境、主持传播对象(受众)、主持传播策略、主持传播与主流媒体、国家传播舞台上的创新传播的基本要领。毫无疑问，电视传播是当代媒体传播的主角和中心，作为电视传播主体的主持人自然成为这一主角的化身或这一中心领域的焦点。不难理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持人就是他所代表的媒体的代言人。发言人不是被操纵的傀儡，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思想的自由发言人。即使“背景”和“环境”相似，同一传播舞台上的不同主持人，依然会有截然不同的“表演”和“传播效果”。由此可以断言，主持人与他所代言的媒体之间的关系或互动其实是相当复杂的，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主持人可以常青，有的主持人只能短命。朱军的亲身经历和深入研究告诉我们，主持人的话语权和公众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所占据的媒体规模，还取决于主持人本身所选择的话语模式，尤其是主持人话语表达的“技巧”，如语言组织、言语风格、现场主持人的操控能力等。当然，节目制作方现场传播环境的营造和传播者的传播策略设计也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传播效果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节目主持的效果，即观众的真实感受和被“接受”后的认可程度。
长期以来；时间，人或多或少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误解了主流话语；或者将其变成意识形态的宣传口号；或者把它当成纯粹的官话，故意遮住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更有甚者，他们被当下商业市场浪潮的冲击所迷惑，错误地将时尚词汇视为社会主流话语。不用说，宣传口号被现代政治视为主流话语的速效表达，在一些社会突发事件中屡试不爽。但特殊情况下的宣传口号并不是主流话语的一般表达，正常情况下的主流话语表达不仅要有引导和鼓舞社会意识和思想的力量，更要有“文化政治”的力量，以此来一枝独秀，助推市侩的流行舆论和时髦话语，真正传达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和积极的社会能量，包括鼓舞人心、动员社会、引领方向的话语权。因此，主流话语的流动和传播模式应该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对立互动，即向公众传播国家政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同时从公众日常生活的体验世界中吸收新鲜的思想文化资源，从而找到主流话语“词源”、“根”、“意”的传播和交流的语境和场域，从而成为主流话语。
语传播开辟更广阔深厚的接受空间和受动效果。进而言之，主流话语若要“自上而下”，必须把严肃严格的政治话语转化为社会大众可接受的文化话语，包括学术理论化的学术话语、文学艺术化的文艺话语和社会大众化的新闻传播话语；而其“自下而上”则需要把主流话语转化为社会大众的积极回应或主动反应，从而生成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风尚、虽差异互见却能形成良性互动和较高共识的社会公共舆论，以及自由而良序的社会言论空间和对话场所，更重要的是，如此生成的社会文化风尚、公共舆论和自由言论，不仅能够对主流话语产生批评改进的能动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挥积极的社会监督、批评和反省的思想力量。如此，则所谓主流话语及其充分表达才能真正实现其立言达道的目标。很显然，在主流话语这一上下的互动流程中，媒体传播尤其是国家主流媒体传播的主持人，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既若大水之闸，还如通衢之桥，其作为主流话语代言者和传播者的人品、学养、能力和技艺实在是关系重大。（作者系中国伦理学会会长）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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