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com记者李正毅
近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会发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目前，3号、4号、5号和6号坑已经挖掘出文物，7号和8号坑正在挖掘填土。现已出土金面局碎片、鸟形金饰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业内人士认为，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沉睡三千年，醒来震惊世界”，1986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以辉煌的新发现“再次震惊世界”。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分布示意图。
考古发掘搬运设备。
焦点一：三星堆为什么得名？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姜夔河(鸭绿江)南岸。遗址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它是夏商时期四川盆地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遗址。
三星堆遗址于清嘉庆年间《汉州志》年命名为“广汉名区、罗城故土……其东为涌泉万虎，其西伴明月三星”。
该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重启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1986年发现1号、2号“祭祀坑”，出土铜像、铜像、青铜神树、金面具、金枝、张大宇、象牙等珍贵文物1000余件，绝大部分都是前所未有的，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1987年，考古学家提出“三星堆文化”的名称，并推断其年代相当于夏末至商周时期。1988年，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指导四川省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勘探、发掘，先后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镇、仓宝堡镇、清官山大型建筑基地遗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结构布局。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等地发现了三星堆文化相关遗址，逐步明确了三星堆文化的分布范围，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此外，考古学家在长江上游发现了8处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城址，包括宝墩遗址、郫县古城遗址、玉符村遗址、邙城遗址、双河遗址、紫竹遗址等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重要城址，从而逐步探索三星堆文化的起源。
发现小屋中的场景。
焦点二：六大祭祀坑都挖掘出了哪些“宝藏”？
“2020年10月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1986年发掘的1号坑和2号坑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基本明确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空间格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于蕾介绍，新发现6个“祭祀坑”，与1986年在三星堆城垣与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一起分布，周围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矩形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建筑。
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平面呈长方形，规模在3.5至19平方米之间。目前，3号、4号、5号、6号坑已开挖目标层，7号、8号坑填土正在开挖。现在，已经出土了500多件重要的文物，如金绵菊碎片、鸟形金饰、黄金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与30多年前发现的2个“祭祀坑”有何异同？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掘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介绍：“与前两次相比，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形状均为长方形，基本形状和方位相同，出土文物相似，但出现了许多新的形状；同时，祭祀坑的大小和深度各不相同，坑内文物各有侧重。有的坑里象牙多，有的坑里青铜器多。”
陈说，这次考古发掘的新造型，既体现了与中原文化的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为自用而吸收融合的创新。
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孙华认为，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将有助于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如最基本的年龄和性质。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但这一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了八个坑，并围绕它们进行了详细的探索，有助于还原当时“寺庙”或“祭祀区”的内部空间，为完整了解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宇宙观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4号坑出土文物现场。
焦点四：哪些考古队参与了发掘？
本次发掘秉承“学科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了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参与，形成了考古、保护、研究的联合团队。
冉红林介绍：“从人员配备、专家建设、设施设备配置和具体工作操作，文物保护人员都参与到了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的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
“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色。在这次挖掘工作中，有30多人。
单位参与其中，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冉宏林说。现场保护实验室显微观察出土文物
焦点5：考古应用了哪些“黑科技”？
“针对本次新发现坑的发掘、保护与信息提取，专门设计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努力创新设计具有中国风格的考古发掘设施设备。”雷雨说。
临时保护大棚
在考古发掘现场设有考古实验室，此举属于首创，实现了考古出土文物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据介绍，此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国内多单位、多学科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研究工作，堪称一流的考古发掘大棚、工作舱、实验室设施，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探索与实践，构建起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的新模式，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图片由国家文物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责编：杨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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