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院长)。
8月10日上午，我收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高级教授刘金宝教授的消息，朱雷先生去世了，这让我一时难以接受。20多天前，在纪念唐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先生出席为期一天的座谈会并讲话。从照片上看，他精神状态很好。没想到这么快就死了。40年来，我与朱先生的交往，以及他对兰州大学历史学科的帮助，历历在目，夜不能寐。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朱雷先生。
1983年，(左)和唐在日本。图片由刘金宝提供。
我第一次见到朱雷先生是在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会议规模很大。许多著名学者聚集在兰州，唐先生也来了。当时唐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每次旅行，都小心翼翼地帮助唐先生。那时，朱雷已经是同龄人中最好的了，但他仍然如此细心地照顾他的老师。虽然这是小事，但很多人做不到，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耐心和谦虚。后来因为参加了敦煌吐鲁番学术协会，经常遇到朱雷先生，我的一个医生跟着朱雷先生做博士后，所以我的人脉逐渐增加。
朱雷先生一丝不苟。他的论文不多，但很严谨。就像对他的学术评价一样，都是精品。我钦佩朱雷先生高超的学术研究，以及他作为一种爱好对武侠小说细致而清晰的研究。在上大学之前，我也喜欢看小说。进入大学以来，尤其是留校学习历史之后，我很少看小说。改革开放二十年，最流行的是武侠小说，但是我对武侠小说是盲目的，从来没有读过书。最多就是和家人一起看电视剧，断断续续的。我只知道一些武打人物，比如梅超风、东方不败、石觉泰、郭靖、黄蓉。除此之外，我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我喜欢听别人“吹”的武侠小说，尤其是听朱雷先生讲武侠。他讲武功，追根溯源，详细梳理，常常让我目瞪口呆，只有“嘟嘴磕头”。我以为，朱雷先生虽然是个业余爱好者，但他在武侠小说方面的造诣完全可以赶上从事文学研究的专家，可以和他对吐鲁番文书的研究相提并论。
朱雷先生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的善良。1993年起参加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项目申请，1995年以学科带头人身份率先申请博士项目。那一年，报道的交流结果出来后，我去武汉大学看望了朱雷先生，向他汇报了兰州大学敦煌学的情况和学校的期望。朱雷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并邀请我共进晚餐。我当时只有39岁。离开武汉后，我准备南下广州，去见中山大学敦煌学者姜伯钦先生，也是为了博士项目。虽然之前见过蒋先生很多次，但这是第一次正式访问，不确定能不能谈。知道我的担心，朱雷先生让我放心，特意打电话给蒋先生。由于朱雷先生的介绍，这次广州之行非常顺利。虽然准备工作充分，但是中间出了点小意外，我们还是没有拿到博士项目。1998年，我再次带头汇报，再次去拜访朱先生，谈了前一次汇报中的失误、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他认真听了我的故事，提出了建议，并鼓励我再次去广州拜访蒋伯钦先生。申请最终顺利通过，得益于朱雷、蒋伯钦等学术前辈的大力支持。兰州大学中国史的规模能有今天这么大，兰州大学敦煌学能从硕士发展到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进而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离不开朱雷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和帮助。
朱雷先生和他对学者的严格对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9年，教育部启动第一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参与申报。感谢学校的大力支持和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我们顺利通过了交流评估。当年10月，教育部实地考察验收了首批15个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是15个基地中的第一个基地。检查报告会很紧张，但还是通过了。兰州大学敦煌学获博士学位仅一年，如今已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可谓跨越式发展。朱雷先生是基地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基地是在学术委员会成员的严格要求下发展起来的。得益于他们的原创设计，兰州大学的敦煌学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和水平。2000年，基地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制定敦煌学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对项目进行评估。我们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中长期规划，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对我们的规划也不满意。当时教育部只有15个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委员们对我们的敦煌学基地寄予厚望，对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申报项目提出了很多批评。虽然朱雷先生也指出了规划的不足和项目申报中存在的问题，但他还是帮忙绕了一圈，说中长期规划可以慢慢完善。朱雷先生亲自批评俄藏文献整理项目，但项目失败了。在学术问题上，他毫不留情。他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我们以后就没有正经工作了。这件事已经被人们铭记了20多年，我们仍然怀念朱雷先生对兰州大学敦煌学的帮助。
基地成立后不久，我们邀请了朱雷先生来兰州大学做学术讲座。当时经费很有限，经费也很少，所以就在我们学校专家楼的食堂吃饭。有时候我和他一起吃饭，他总是说少一点，简单一点，刚好够吃。有一次，我请了一个刚留校的年轻老师陪他。小伙子不知道朱先生的脾气，一下子点了八个菜，让朱先生很不高兴。他让他打包带走，但他拒绝了。结果朱老师自己打包，下午上课提到研究院，分发给学生。通过这次事件，我和朱先生走得更近了，对他的勤俭节约印象深刻。当我不熟悉朱雷先生的时候，我一直认为这样一个著名的学者会有一个架子。接触后发现他不仅全无架子，而且平易近人，非常好相处。
p>讲座进行了好几天，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兴趣很浓。讲座结束后，我请朱先生去银川考察，他欣然同意。我们两个坐长途班车到了银川，在我的好朋友、宁夏考古所罗丰的安排下，考察固原须弥山石窟、固原博物馆、西夏王陵和贺兰山岩画。在路上的几天，顿顿饭都是路边小店的生汆面片——揪面片煮熟，再放进去一些肉丁，味道非常鲜美。我们一人一大碗，朱雷先生吃得有滋有味，非常随意，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如果吃米饭，也就是两个菜，够吃就行。记得考察完贺兰山岩画，我们三个人要了半只鸡、三碗米饭，就打发了一顿饭。考察期间，我们两个人一直住一间房，他说开单间太浪费。记忆最深的，是去须弥山石窟考察。司机师傅把我们送到门口就离开了，我们自己参观。看过大佛寺，我们走到一座山前，山很陡，连滚带爬、手脚并用才登上去，结果山上却什么都没有，但是空旷的洞窟前蚊子超多、超肥，直往脸上扑，咬得我们俩身上全是红疙瘩。司机师傅在外面等得着急，就开车进来找，发现我们两个还在石窟外瞎转悠，赶紧送我们去参观须弥山最好的洞窟。参观结束时，已经是满天繁星。等我们走出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石窟管理员锁上了大门。在回程的路上，只有我们这孤零零的一辆车，在沟壑漆黑的山间公路上奔驰。时隔多年想起此事，由于我的失误，让朱雷先生受了那么多罪，喂了蚊虫那么多血，还是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朱雷先生已经去了西方净土世界，但是他留下的点点滴滴记忆，还留在我们的脑海中。
愿朱雷先生一路走好。
《光明日报》（2021年08月23日 11版）
[责编：孙满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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